引言

艺术、技术、科学和工业中所有的物体，从星星到除草机到绘画系列的各张画布，都逐渐被贴上标签，编上号码。早在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16世纪，这种做法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在一直以研究医学而著称的帕多瓦大学，埃乌斯塔乔和法娄皮欧这两位解剖学家描述了人体两条重要的管道（耳咽管和输卵管），并以自己的名字给它们命名。他们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维萨里，他与教会当局和社会偏见作斗争，使解剖成为医学训练中公认的一部分。

在下一个世纪里，伦勃朗可以画出庄严的《解剖课》除了少数有偏见的人外，人们并没有因此而震惊骇异。同时，在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以及像冶金术这样的应用艺术领域，人们不断创造新词汇，这些词汇至今还是通用的术语和名称。和当代的医生一样，他们16世纪的前辈突然遇到了一种可怕的新瘟疫。人们已经熟悉的腺鼠疫就够糟糕的了，因为它无法医治，每过几年便泛滥一次，所到之处十人九死，万户萧疏。新的瘟疫一开始的时候被法国人称作“意大利病”，而被意大利人称作“法国病”。

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病是15世纪晚期法国人入侵意大利时首次出现的。首先得病的是士兵，然后他们又把病毒传播开去。诗人兼医生弗拉卡斯托罗在诗中首次歌咏了这种病的全部特征和恐怖。他的史诗分三个诗章，诗中充满了生动的描写和优美的拉丁文韵文。诗中主角名为Syphilus，意思是猪猡情人。这个名字并没有取代侮辱性的国家诨名，诗人把诗的小标题定为demorbogallico（“法国病”）。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是一个有才气的男子，或者应该说青少年，因为他18岁那年起就在帕多瓦大学执教了。

此外，他还行医，担任教皇保罗三世的首席御医，然后又作为医学顾问被派往特伦托的主教理事会。他撰写过关于哲学和字宙学的著作，还有一篇关于治疗狂犬病的论文。科学可以减少迷信，但不能完全破除迷信。帕多瓦的科学家对本题为“诸世纪”的书就完全无能为力。书的作者是一个名叫诺查丹玛斯的法国人；这本预言集长年畅销，至今还在翻印各种语言的版本。在新出的一本作者传记中，援引了许多原著中的预测来解释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事件，对于它们的真实性没有提出任何怀疑。

诺查丹玛斯在他牵强难懂的四行诗中，把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在起。他自己承认他用了“不明确的、扭曲的句子”，目的是不想让人们充分得知未来的恐怖而被“吓坏”。他的信徒至今仍热衷于猜测、解释他的诗句的含义，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们可以解释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于是，预知未来的愿望和对于玄义的兴趣同时得到了满足。诺查丹玛斯不只是预言家，同时也是医生、历书作者、魔术师、玄学学者、巫师和美容师。他在那个世纪中期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是《关于化牧的论文》，书中还有不少春药的配方。

在文艺复兴时期，化妆品和护肤霜的配制与现在一样，是正经的大事。奇怪的是，人文主义者虽然酷爱自然，但是从来没有反对过人在脸上浓妆艳抹。除了身份低下的人和乡下人之外，所有自爱的女子，还有一些男子，都涂脂抹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女侍臣们往脸上抹苹果糊、攻魂水和野猪油。

既然女王要的是白净无瑕的险，粉可能是她用的化妆品配方中最主要的成分。她可以用一个新发明一镜子一一来检验配方的效果是否理想，据说当时的镜子是在透明玻璃后面盖上一层东西制成的。为了完全改进自然，她把头发染成了红色（后来戴一顶红色的假发套），把眉毛拔得干干净净，这下再也没人会看到她偶尔露出吃惊的表情了。

面无表情已经成为她脸上永久的表情。毫无疑问，这对于任何统治者都是有利之处，更何况一个企图成为绝对权威的统治者。首先使用乌托邦一词的人是托马斯莫尔爵士，他在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发表的一年前写作并发表了他那本名作。他根据希腊文中意为“不存在的地方”的词根创造了这个词。从此，在所有的语言里，这个词都用来指理想的境界。乌托邦式这个形容词带有“不可行”的另一层意思，但是这一含义并没有阻碍自莫尔以降的众多作家设计各种幸福的社会。

描述乌托邦是西方的传统，不仅有对想象中国家的明确描述，而且表现在其他体裁中。一切有关社会正义的讨论，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当代的罗尔斯的论文都与此有关。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在乌托邦前面加个e，把希腊文的前缀改一下，变成好的意思呢？“欢乐的乌托邦”，这句话也许是所有这些作者，包括我们将谈到的小说家的座右铭。在文艺复兴时期，三篇明确描写乌托邦的名著分别由托马斯·莫文学是我的鸟托邦。海伦·凯勒所著。

结语

他们三人中，先驱者莫尔与另外两位之间相差年。对于康帕内拉需要稍作介绍。他是诗人，十四行诗写得非常出色，约輸阿丁顿西蒙斯把它们翻译过来与米开朗琪罗的诗歌一起出版。他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科学家。他撰文捍卫伽利略，并写了一篇关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论文。这篇文章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痕迹，爱伦坡在《失窃的信》中引用了他的话。虽然坡并未读过他那篇论文，援引的文字摘自伯克的《论崇高美与秀丽美》，但据说伯克是直接引用原著的。